摘要：(11)需要强调的是，在近代主要的政治理论思想家霍布斯、洛克那里依然隐藏有一种意志论倾向，即人的理性无法参与上帝并触及人类的终极目的，人类的目的最终由人类的意志提供。 ...
有的是法官和检察官一起前往监察机关观看录音录像，有的是当庭播放录音录像。
另一方面，组织制度维度的组织体系建设规范事项。例如，《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9年制定，2018年修改）、《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6年制定，2010年、2021年修改）、《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8年制定，2010年、2019年修改）、2019年《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有必要依循坚持党性与科学性、动机与效果、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相统一[lii]的绩效评价原则，凸显执政党功能发挥的程度、政党适应性和目标是否达成及达成的程度[liii]，来厘清《制定条例》第9条第1款第4项所设定的党的建设在组织建设领域的实效考核事项，以推动组织建设绩效[liv]的切实提升。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第10条、第13条、第14条就所涉教育事项予以了专门规定。王建芹：《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lxvi] 孙敏：《组织身份认同的经济机制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赵谦：《论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科层化事项配置》，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所涉行为能力适用主要指向增强执政党的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能力，以确保其先进性与纯洁性。[xix] [美]理查德·H.霍尔：《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第8版），张友星、刘五一、沈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对此，有两方面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
甚至可以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都浸染着权利的印记，并集中表现为权利的需求、表达与确认问题。这种观点通过强调权利的重要性命题，在逻辑上否定了新兴权利概念的成立。二、拥抱科技：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主题拓延 现代科技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便利。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理论框架被用于对新兴权利问题的分析，有关新兴权利的一般规律也越来越多地被提炼了出来。
应当说，上述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说，关于民生与社会权利的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也体现了新兴权利研究的使命与担当。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例，实证研究方法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观察，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与提炼从而推动知识性命题的研究。从传统的新兴权利研究思路看，其十分关注新兴权利的立法视角，即只有当社会中新出现的利益诉求得到立法肯认才能被称为一项权利，才能得到权利机制的保护。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以司法续造为基础的渐进式入法路径，即经由个案裁判的特殊化救济和司法解释的规范化续造，可最终完成法律规定的普遍化建构。如刑事司法中关于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与被告人权利关系的阐述等进一步释放了司法领域中的新兴权利议题，更加丰富了学界对新兴权利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同样彰显了新兴权利问题在司法领域的重要性。
第四，工作权兼具经济权与社会权性质，但主要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与实现人的尊严的价值追求，包括自主就业权、公平报酬权、劳动保护权与不受歧视权。一方面，社会权性质和内容的进一步明晰。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新兴权利是在法律形式性悖论的运作中获得证立的，司法者运用规范进行裁判是维持法律形式性悖论运作的动力，基于法律论辩的重叠共识可以为司法决策提供正当性理由。第三，社会安全权是社会权下的又一权利类别，其以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为宗旨，以社会保障权、社会救助权和社会保险权为主要构成。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因而只能在学理上论证其为一项新兴权利的可能性。由此观之，司法是新兴权利实践证立的重要方式，这也能够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司法对于新兴权利确证与保护的特点与意义。
当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或数据流入数字市场，经由平台数字化生产加工后，相应的信息或数据便转化为具备一般化特征的数据资源，其所蕴含的价值性要素得到极大提升。为此有学者指出，应将数据利他理念融入数据确权，对非开放的数据以知识产权法予以保护，对不构成知识产权的数据以所有权+用益权的方式确权。
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相应算法的支持，无论是公共行政领域还是商业领域的自动化决策，都是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重要表现。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了数字货币中的权利问题，即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应当如何认识，其是否已经对传统权利客体形态形成了挑战等问题，均可作为新兴权利研究的一项议题予以分析。例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种各样的虚拟货币、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等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学界对信息与数据权利的研究呈井喷式增长。可以说，深耕法理、拥抱科技、聚焦司法、关怀社会这十六字是对近年来新兴权利研究所取得成就的最好概括。若新兴权利这一概念得以成立，则仍需要对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予以挖掘。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党和国家在近年来提升了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大了对民生及社会权利的保障力度，民生及社会权利获得了蓬勃发展。从现有研究看，虽然《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对个人信息权的权利性质予以明确，但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关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使个人信息权益价值的独立性得到展现，将其视为一项新兴权利既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也具备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总而言之，未来的新兴权利研究在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的基础上，必将丰富新兴权利研究的内容，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厚度，实现新兴权利研究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而以伦理道德作为推定依据时，司法机关对合理依据的找寻不能违背无害性、可行性等要求，以此作为新兴权利司法推定的合理限度。
近年来，学界对新兴权利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日趋深化，新兴权利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且成熟的议题。最后，夯实了新兴权利的理论根基。
有学者主张，人体基因被授予专利权已经成为多数发达国家的共识，但是应受到专利限制、人权保障与生命伦理三种视角的限制，而第1009条则构成这种限制的法律依据。一方面，司法是实现新兴权利确证和保护的最直接、最便捷、成本最小的方式。应当说，将新兴权利与新型权利相区分，对于准确理解新兴权利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如何将一项有价值的要求上升为法定的权利，如何在理论上对新兴权利予以证成，构成了新兴权利概念辨析的衍生性问题。
其中，关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研究是认定人工智能是否享有权利的前提性问题，若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予以认定，则意味着传统权利主体的范围得到了拓展，因而由主体的新导致了权利的新。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具体的方案对策在成熟的解释性理论基础上，才能发挥规范性理论的指引作用，从而对具体权利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但要明确的是，个人信息权并非指个人对信息的绝对排他式控制，而是有限的自主决定与控制权。但学术研究不能只沉浸在对既有成果的满足之中，而应在总结每一阶段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对问题进行追问、反思、拓展、延伸与完善，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谛。
例如，在与人格利益相关的新兴权利司法实践中，利益衡量方法对于新的人格利益价值重要性与保护必要性的确认、对于利益受侵害程度与活动自由受干涉程度的比较与权衡均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方法是学术成果持续产出的重要基础，是使学术研究理论化、规范化、条理化的核心环节。
例如，数字广告市场领域、社会信用领域以及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问题均受到学界关注。从第1009条在《民法典》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其位于人格权编中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部分。具体而言，从社会权的性质看，其既是一项身份权利，也是一项积极权利，还是一项受益权利。缺少了学术方法的支撑，学术成果的创新性与产出的持续性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司法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兴权利的研究立场正经历着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向。与之相应，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权利研究开始起步，信息与数据权利的研究日益丰富，基因权利的研究逐渐深化。
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关于新兴权利内在理由/外在理由框架的运用、理论证成路径的分析以及背后个人利益与共同善的挖掘，使得新兴权利的理论基础更为牢固，为其他具体类型的新兴权利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三，关于数据权利如何理解，是针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而引发的数据确权等系列问题的理论回应。例如，在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的裁判过程中，法官运用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等多种方法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案件中的多种利益冲突予以判断，最终作出了支持被遗忘权这一新兴权利的判决。
